大家好，关于日本为何无法征服中国？从工业角度看敌后作战的意义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一是资本不足，二是自然资源不足，三是人力资源不足。

战争消耗的物资数量惊人，后方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如果想要打败欧亚大陆的大国，由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必须从占领区掠夺大量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金来服务于他们的战争机器，否则战争资源耗尽，前线士兵缺乏先进武器弹药和补给。战争注定要失败。

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缺石油，这使得战场的走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也是日军进入东南亚的重要原因。

自然资源的开采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仅日本和德国的劳动力就明显严重不足，必须利用沦陷区的大量劳动力资源。

1937年，日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空前增加。然而，日本却极度缺乏战争所需的煤炭、石油和金属资源。

众所周知，日本现在已经不再生产煤炭了。

然而，二战期间的日本是主要的煤炭生产国。美国电影《坚不可摧》的男主角是一名被日军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与其他美军战俘一起被送往日本挖煤。

2017年由宋仲基等韩国明星主演的韩国电影《军舰岛》讲述了朝鲜半岛工人被派到这个岛上挖煤然后反抗的故事。这个岛很小，不到一平方公里，但是日本人仍然在这里开采煤炭，这表明日本对自然资源的迫切需要。

当然，事实上，根据日本的记录，岛上4000多名工人中，80%以上实际上是中国人，韩国工人只有600人左右。但在电影《军舰岛》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工人的踪迹。朝鲜工人成为主角，因此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

我们先来说一个数据。从1937年到1945年（包括1937年和1945年）总共九年中，日本国内煤矿产量仅在1942年低于中国煤炭产量（包括沦陷东北、华北等地），其余年份均高于中国煤炭产量。中国。

1939年至1944年的六年间，日本煤炭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

当然，日本当地的煤炭资源毕竟有限。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腾飞，它们不断被开采，如今已基本枯竭。

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支持战争，实现日本民族称霸大东亚共荣圈、成为亚洲主人的梦想，仅仅疯狂地开采日本本土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日本也能在当地开采煤炭，那么日本的金属资源就极其稀缺，日本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同样，还有海南岛的石路铁矿，这是一个富铁矿，储量达亿吨以上。它是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后开发的，日本人投资很大，当时投资2亿多日元。抗战时期，实际开采铁矿石量不足70万吨，有41万吨铁矿石运往日本。

由于石路铁矿是中国罕见的富铁矿，日本非常重视这一亿吨富铁矿的开发。设计年生产能力300万吨，安装了大量当时日本最先进水平的矿山设备。 4万多名华工遇难，死亡率极高，尤其是第一批抵达的3000多名华工。战争胜利后只剩下约300人。

该矿于1941年开始建设，由于矿井工作量较大，除了矿井外，还需要修建东方发电站、八所港、数十公里的铁路等，历时很长时间才完成该项目的实施，日本就失去了制海权。同时，由于严重缺乏船舶运输，1944年10月后没有铁矿石运出，因此仅运往日本约41万吨。

由于海南岛另一矿场运输条件良好，杜铁矿储量仅有500万吨左右，但日本却向日本输送了200万吨以上。

东北和华北地区是中国煤炭、铁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日本必须利用它们来支持战争。为此，日本针对东北、华北地区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东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37年至1941年，华北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38年至1942年。

从时间上看，都是在1937年或以后中日全面战争时期实施的。

这两个五年计划都侧重于资源型重工业，用于开采和掠夺中国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同时建设配套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同时，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日本人，而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因此也需要新城区的建设来支撑。

由于中国对这两个五年计划的抵制程度不同，完成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由于我国东北抗战力量相对薄弱，华北我军正在与敌激烈地开辟敌后根据地，暂时无法大规模支援东北抗战力量。东北抗日联军虽然英勇作战，但还是被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打败了。在满洲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下，抗联只能进行小规模骚扰，且抗联活动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而日本的资源和重工业发展计划则集中在辽宁省，因此他们无法执行日本的发展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满洲”五年计划总体顺利完成。不仅如此，第二阶段五年计划也一直进行到1945年日本战败。

日本通过资源型重工业建设，在战争期间从东北开采了数亿吨煤炭，生产了八九百万吨生铁，特别是钢铁资源，可以说是救命稻草。对于极度缺乏金属的日本来说，这是稻草。

华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而河北省也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铁矿石产区。 2021年，河北省铁矿石产量将达到4亿吨，位居全国第一。因此，河北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钢铁省。

日本1938年至1942年对华北的五年工业发展计划，除了侵占华北原有的水泥、纺织、火柴、摩托车等中国民族工业外，还准备进行以下计划：

1：交通运输业方面，拓展铁路、港口、公路网络；

2：矿冶方面，五年内实现年产铁矿石300万吨、生铁100万吨、钢材50万吨；

年产煤炭3000万吨，煤炭液化能力达到100万吨；

3：发电行业，计划五年内将火力发电量增加到41万千瓦，水力发电量增加到19万千瓦；

四是盐化工行业，五年内年产食盐250万吨、纯碱14万吨、烧碱2.8万吨。

如果经济规模扩大，要实现经济控制，就需要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工作。因此，日伪在华北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大天津都市计划》等城市规划。

比如，北京西郊正在建设新城区，总面积65平方公里，绿地35平方公里+主体用地30平方公里。初步计划容纳8万日本人和12万中国人，以容纳不断涌入中国的人员。日本侨民。

这套完整的计划对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日本顺利完成华北工业发展计划，增加华北对日本的资源和经济产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上的收入将增加甚至变成正收入。坚持抵抗对我国极为不利。

以发电能力为例。 1938年华北发电装机容量为16万千瓦。如果日本完成五年计划，发电量将增至60万千瓦，是之前的四倍。日本掠夺华北自然资源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最终，日本没能顺利完成这个五年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反战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

以发电能力为例，1941年底，华北地区总发电能力增至263430千瓦。虽然这比1938年的16万千瓦有显着增长，但距离达到目标还很远。

以铁路为例，破坏铁路等交通线是我军抗日战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1940年历时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中，我军摧毁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火车站37个。有些铁路无法完全摧毁，所以他们把铁轨和枕木都扯掉了。百团大战期间，动员大批群众参与破坏铁路，拆除枕木超过百万。

百团大战还以摧毁敌方控制的井陉煤矿为主要战果，使其长期无法恢复生产。

事实上，“七七事变”后，日本就开始了华北铁路的建设，并大规模恢复、改造、连接和新建线路。而由于我军发动群众不断破坏华北铁路，

1938年，华北运输公司铁路运营里程5020公里。

1939年为5258.5公里，1940年为5604公里。

在反复的敌我斗争中，到1941年6月，华北运输公司的铁路运营线路仅增至6008.4公里，比1939年的5258.5公里增加了14%。三四年间，仅增加了800多公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运输公司无力修建新线。只是暂时设立了一些支线，以加速掠夺国防资源。到1943年，运营航线为6117公里，仅比1941年增加了近100公里。

不仅如此，由于后期日本维护和修理铁路能力的下降，以及我军和民间的破坏，华北铁路的运营线路在1944年后开始衰落。 1945年，

伪华北运输公司辖天津、北平、张家口、济南、太原、开封、石门、徐州等8个地区行署，干支线总长度5728.556公里。

也就是说，由于我国军民的大规模破坏，华北地区的铁路从1938年到1945年仅增加了700多公里，日本仅仅为了修复交通线就必须付出极高的经济成本。而《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从未完成。

不仅是铁路，对华北地区电网、煤矿等的破坏也是我军进攻日本的主要内容。

百团大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进攻作战，“井陉煤矿半年多无法生产”。与此同时，我抗日军民还大规模破坏了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电力和通讯网络。仅在百团大战中，“就有10.9万多根电线杆，42.4万多公斤电话线”。

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不仅使日本未能完成其华北五年工业发展计划，也未能完成支持日本移民的北京、天津城市建设计划。

以北京为例，随着日本占领华北并开始经济经营，试图从占领区获取积极的经济利益，涌入华北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日本侨民数量急剧增加。北京的日本侨民人数从1937年12月的2501人迅速增加到1942年的84587人，人口增长了三十、四十倍。

日本侨民大量涌入北平、天津，催生了加快新区建设的需要。

然而，日本规划的西郊新城《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到1945年只完成了五分之一，只有部分日本侨民可以入住。到1945年，日本人在西郊新城区完成了以下工程：北京西郊：

第一期征地14.7平方公里已完成。

修建道路90.8公里，铺设水管20.739公里，种植各类行道树4万余株。

修建了可供10,000人使用的自来水设施，修建了医院、运动场、公园和邮局。此外，西郊还修建了新机场。

同时，西郊新城区已建成各类住房581套。当然，主要是供日本人居住的日式房屋，也有少数是中式房屋。

八年后，日本为日本侨民建设新北京的计划未能完成。后来梁思成的北京计划也延续了日本的想法，但最终被拒绝。

我读了相关文章，了解了他们对此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梁思成的计划应该被拒绝。

因为这种计划，类似于日本建造新城市的计划，带有浓郁的日本殖民色彩。

也就是说，日本的城市规划集中资源在北京建设一个主要供日本人居住的新城，而中国人居住最多的老城区在规划之外并没有受到重视。这种规划实际上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制定的规划是一样的。城里的各种优惠也没什么不同。即城内西方人居住的租界有自来水、煤气、电车、酒吧、医院等，而城内华人社区却是破败不堪，凡是有身份的华人都想去租界。

日本在中国规划的此类城市建设规划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是如此。新疆的20万日本人，包括日本商人、关东军军官及其家属、日本官员和日本移民，主要居住在新疆。新区电力、燃气、供水、排水、通讯、绿化等现代化设施齐全，而华人居住的老区基本保持着入秋前的陈旧面貌，基础设施简陋，居住条件过于拥挤。

日本人居住的新区自来水普及率为99.9%，而华人居住的老区自来水普及率不足30%。现代天然气几乎全部集中在新区。该市燃气用户中，日本燃气用户占99.3%，而中国燃气用户仅占99.9%。是0.7%。

日本还提出了华北工业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从1942年持续到1946年，但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没有实施。

日本的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大量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东北和华北两大产业计划的进度不同，直接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沦陷区的劳动力流动。

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日本用于战争的重要资源。

由于中原地区长年军阀混战，入侵关东是当时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典型例子。大量人口从华北特别是山东等省份迁往东北。然而，“九十八事变”后、1932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日本占领东北后希望消化吞并东北，限制东北的抗日活动，因此严格限制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对华北华人向东北流动实行审批制度。与1920年代后期每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高达100万人相比，这一时期进入关东的流动规模大大减少。据中日联合历史考证，每年人数下降至40万人左右。显然，此时由于中日两国还没有开始全面战争，日本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

1937年华北沦陷后，由于战争规模急剧扩大，日本对自然资源和军事设施建设的需求猛增。日本需要大量中国劳动力到矿山、建筑工地、军事要塞工作。对于日本来说，它不仅可以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可以通过劳动力过程中的高死亡率来消灭中国的青壮年男性人口。

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从中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华北地区输送劳动力到东北、蒙古、新疆地区、华中地区和日本从事自然资源开采和军事工程建造。

由于日本采取多种形式招募、欺骗、胁迫有组织地向东北输送劳动力，1937年以后华北向东北移民的人数急剧增加。因此，日本先后成立了“满洲劳工会”和“华北劳工协会”“协调东北、华北地区的用工工作。

1937年至1941年是华北劳动力外流的高峰期。每年有近百万人口从华北流向东北。恶劣的工作条件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

1941年至1945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国力、财力、物力紧张，导致劳动工资和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加之日本加紧对华北自然资源的掠夺以及围攻根据地的需要，导致华北地区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大幅增加，因此华北劳动力的迁移数量大幅下降。与1937 年至1941 年相比。但尽管如此，日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有组织地输送了约二三百万华北工人。

据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号文章称，从1942年1月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的三年间，日本组织从华北向东亚日占区输送了超过260万人。其中伪满洲国输出人口235.4万人，伪蒙古新疆输出人口17.08万人，向华中日占区输出5.916万人，向日本本土输出近4万人。

1942年以后，强征的华北劳工外派，归日本华北方面军管辖和指挥。

下图是日本对中国征用到日本的劳务人数的统计，总计41,762人。由于中国避难和交通条件恶劣，只有38355名中国劳工活着抵达日本。

在中国登船的38935名工人中，

华北地区“行政口供”24050份，“实习口供”10677份，特殊口供1061份；

中部地区免费招募1455人，特供682人；

东北地区1020人专项捐款。

这里的行政供给是指向各个地区分配任务，当地伪政权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各户提供工人；

学员是指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土匪、抗日分子等，被“驯服”后可以用作劳工；

特别供述指出，原属日伪政权的中国工人，是通过工作地点转移来日本工作的；

免费招聘的意思是招工人，但实际上是通过高工资、欺骗等各种方式来招工人。

可以看到，近4万人中只有1400多人是自由招募的，其余都是日本通过强制方式招募的，足见日本对中国劳动力的利用。

在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实行“种田”、“行政归顺”、“勤劳役”制度，广泛利用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1：耕地指伪满重点工矿企业周边农村地区。 18-50岁的优秀男性公民每年平均需要服务：人，服务时间约4-6个月。这是一个利用周边当地劳动力的系统。

2：行政贡献是指直接分配到各市、县、乡、村等行政单位的劳动力数量。新疆市长金明石（1940-1942，战时曾任新疆（今长春）市长）。当他后来受审时，他说：

“我担任伪市长期间，1941年为约1500人提供劳务，1942年为约2400至500人提供劳务。他们都以所谓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前往北满进行北方振兴工作。”当时的劳务供应规定，劳工的工作期限为四个月，但日本当地的军方或工业承包商经常以工程刚刚完工为借口，强行拖延，导致劳务供应超负荷运转。而且，由于当时的劳动强度很大，待遇极其恶劣，医疗条件不足或得不到保障，劳动者的年死亡率约为7%。”

3：勤奋进士针对的是伪满未服过兵役的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必须自愿参加工作。

4：流浪劳工，就是在满洲国各个城市捕捉无家可归的人来充当劳工。但事实上，为了完成任务，被抓的人很多都是有固定住所的居民，或者是外地来谋生的人。反正这些外人就算消失了，也没有人会知道。日本还在华北逮捕了大量“流浪劳工”。

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

今天的文章可能有点无聊，但我想说，敌后抗战的重大意义在于，日本从来没能把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的华北地区变成正利润的地区。区域通过工业发展规划。相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华北的治安，而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抵抗活动也导致伪满洲国的财政支出居高不下。军费开支。

毕竟，抗战时期，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大部都已沦陷，只剩下西南、西北地区，尤其是四川省成为最大的兵力和财力供应地根据。

但无论是人口、工业还是农业，日本统治下的面积都比中国的无人区面积大得多。

也就是说，正面战场上的国控区的人口、物力、财力、工业能力都远远不如日军占领区。 1937年至1941年，除苏联空军等少量外援外，我国能够独立对日作战。侵华战争期间，特别是1938年10月以后，东北、华北、华东、武汉、广州等地大部分最好的土地被占领。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

也是因为日本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来维持占领区的“安全”。此外，他们还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来整合、消化占领区，将其转化为日本的战争能力。

也就是说，敌后顽强作战需要日本投入人力、财力，消耗日本国力。与此同时，顽强的敌后破坏经济行动，使日本无法顺利完成占领区的工业发展计划，也难以开采占领区的自然资源。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取大量经济利益，生产战争物资提高日本的战争能力，拖累日本财政。

我觉得这和欧洲战场不一样。苏联面对德国侵略时，其最大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从未陷落，其重要的石油资源产区也没有陷落。前面的产业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产能和自然资源来源比例远大于中国。

以中国为例。当时，煤炭的两个主产区是东北和华北。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上海和天津。民族工业最集中的地区是江、浙、沪地区。这些地方全部沦陷了。

日本对中国东北自然资源的开发相对顺利，从海南、湖北铁矿运出大量铁矿石。

如果日本的华北自然资源五年计划在1942年顺利完成，仅就华北地区而言，这第一个计划就可以为中国增加100万吨石油、100万吨生铁和50万吨钢铁。日本每年到1942年，华北地区的棉花产量仍然是当时中国棉花的主产区，非常适合作为纺织工业的原料。

如果1942年完成华北五年计划，将电力容量从16万千瓦提高到60万千瓦，日本就可以在华北拥有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

更何况，日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

如果占领区的自然资源开采、运输和资源加工重工业越来越运转，那么日本将能够成功利用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面积和人口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数亿人。占领区将成为日本战争机器的源泉，为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可以让日本从小国变成大国，实现彻底征服中国的目标。

但中国只能依靠国民党后方的少数省份，主要是四川省。中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产业能力等方面很难与日本竞争。就会有亡国灭亡的危险。日本甚至不必冒与英美开战的风险。

正是以华北为中心，包括东北、华东等沦陷区的敌后顽强抵抗，使得日本无法从沦陷区获得大量积极利益。反而要继续付出成本，无法获胜。加之西方禁令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不得不铤而走险，扩大战争，最终导致毁灭的命运。